在二十世纪的前半叶，有一个国家在世界电影的舞台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甚至一度成为电影界的“麦加”，包括伊文思在内的一大批电影大师都对其心生向往，并多次前往“朝拜”。
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苏联电影世界群星闪耀，有蒙太奇理论的探索者库里肖夫，有拍摄了《战舰波将金号》的爱森斯坦……
但还有一个人，他曾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占据着苏联电影主舞台的一席之地。他的实验影像和先锋观点，如一道惊雷在全球电影版图上劈开了一道裂缝，留下了传世的“电影眼”；但他也因为苏联时局的剧烈变化，被迫成为了一名默默无闻的剪辑者，直到死去并隐入历史的尘烟。
2022年，回望他在近百前拍摄的影片，仍然有人惊呼不可思议，有人却表示毫无逻辑。
2019年，广州图书馆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举办了维尔托夫研讨会，俄罗斯国家电影基金会代表向我们捐赠了五部维尔托夫的作品：《电影线号》《电影线号》《世界的六分之一》《持摄影机的人》《热情·顿巴斯交响曲》。
这个中秋假期，我们将在9月12日于广州图书馆负一层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的展览主题区放映维尔托夫的作品《世界的六分之一》以及《持摄影机的人》，欢迎感兴趣的小伙伴前来观影。（活动无需报名）
维尔托夫的作品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期【纪录·经典】我们将结合俄国电影史，带您一起回顾这位大师的传奇人生。
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首次对公众举行了放映活动，电影诞生。
1896年1月2日，也就是六天后，丹尼斯·阿尔卡谢维奇·考夫曼，未来的吉加·维尔托夫，出生在了波兰 （当时尚属沙俄帝国） 白斯托克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里，父亲是一名图书馆管理员。
波兰的古典音乐享誉世界，大名鼎鼎的肖邦便来自于此。而这里的电影历史也十分悠久，早在卢米埃尔兄弟之前，波兰人就设计出了可以“使照片活动起来”的机械装置。
1914年秋天，十八岁的丹尼斯进入了心理学家弗拉基米尔·别赫捷列夫的彼得堡心理医学院 （位于如今的圣彼得堡） 攻读医学和心理学，这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前，沙俄帝国唯一接收犹太学生的学校。
可就在一年后，一战爆发，德军入侵了白斯托克，丹尼斯一家被迫成为战争难民，四处流亡。他再也没能完成医学院的学业。
1916年秋天，丹尼斯应征进入了乌克兰哈尔科夫附近一个军事学院的音乐部门。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出现颠覆了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而工业的加速发展也让全球范围的战争与殖民暴行愈演愈烈。
1909年2月，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发表了《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颂扬工业技术，崇尚机械化、速度、变化、喧嚣甚至是暴力。
年轻的丹尼斯和他同时代的青年们一样，深受先锋主义以及未来主义的影响，崇拜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大学期间，他开始尝试写作科幻小说以及“未来主义”诗歌。当然，他也进行了很多有关声音的实验。
丹尼斯从小受到音乐艺术的熏陶，曾在家乡的音乐学院系统地学习过小提琴，钢琴和音乐理论。二十岁的时候，他建立了自己的音响实验室 （又译“听觉实验室”） 。他利用少年时期的音乐积累，大学所学的心理学知识以及流行的未来主义理念，制作出了带有声音蒙太奇 （不同的声音段落以不同的顺序和方式排列，其结果将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 结构的作品。
1918年，他正式使用笔名吉加·维尔托夫 （Dziga Vertov） 在报刊上发表关于未来主义的文章。“吉加” (DZIGA) 来自乌克兰语，意思是“陀螺”，“维尔托夫” (VERTOV) 则是由俄语衍生而来的，意思是“旋转”。
他还将这一个名字写成了一首诗，DZIGA和VERTOV的音节在诗中反复回响：
1917年的二月革命之后，丹尼斯，哦不，现在起我们称呼他为维尔托夫，前往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
1896年5月，在沙皇俄国的两大都城——彼得格勒 （如今的圣彼得堡） 和莫斯科——举行了俄罗斯最早的电影放映活动。电影这一新鲜的舶来品受到了俄国从上层到下层的普遍欢迎，皇室成员和大文豪们都对它充满了好奇，给予了高度评价。
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苏维埃政权正式在俄国建立起来，苏俄内战全面爆发。
对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来说，宣教工作是十分必要的。由于俄罗斯地广人稀，各地的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布尔什维克党便组织了专职宣传队，装备了专门的宣传列车和汽船到各地巡回开展群众教育工作。
1918年春天，22岁的维尔托夫受邀加入了莫斯科电影委员会，担任新闻电影《电影周报》的主编。《电影周报》的原始新闻素材由各地的摄影师们负责拍摄，而维尔托夫的任务便是将素材按主题和逻辑进行编辑，并剪辑成有宣传效果的影片。
从1918年到1919年，《电影周报》一共发行了43期，“周报”们通过宣传列车和汽船，被分送给内战各前线的革命战士和村镇的平民观看。
1920年到1921年期间，维尔托夫更是亲自登上了其中的一辆宣传列车，车厢中配备了拍摄、冲洗、剪辑和放映电影的设备，维尔托夫一边拍摄，一边剪辑，一边放映。
1919年，《电影周报》曾因胶片短缺而停发，维尔托夫便利用积累的素材剪辑出了长片《革命周年纪念》（1918），这部影片为十月革命一周年而制作，由3000米胶片长度的新闻短片剪辑而成，被认为是第一部集合性长纪录片，开创了“文献纪录片”的先河。1922年，他又制作了另一部文献纪录片《内战史》。
先锋性和创造力流淌在维尔托夫的血液里，这两部作品成为了他的试验场，他在其中采用了交叉剪辑、大特写以及定格动画等极具开创性的手法。
在《电影周报》工作期间，维尔托夫也书写了自己的两段爱情故事。在制作《革命一周年》的时候，他迎娶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钢琴家奥尔加（Olga Toom），不过两人没多久就分开了。
那时他正打算制作纪录短片《察里津之战》，但维尔托夫的镜头太碎，要求每3-4米胶片就包含20多个镜头（当时的主流镜头单个就有几米胶片长度），被很多人称作垃圾镜头。
《察里津之战》是第一部由维尔托夫和伊丽莎白·斯维洛娃合作剪辑完成的影片，两人在几年后携手走入婚姻的殿堂，斯维洛娃也剪辑了他余生所有的影片。
在这一天，列宁签署了一份人民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官方文件，法令规定全数关闭私营的发行公司，将电影发行权全面掌握在国家手中。
内战结束后，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正式成立。但是此时的苏俄经济情况已经严重折损，工业停滞，田地里长不出粮食，饿殍遍野，更爆发了严重的传染病……
在列宁的主张下，国家陆续废除了战时中的极端做法，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支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电影产业也重现生机。不同背景和年龄的创作力量聚集到一起，一些先锋派青年电影组织开始形成，其中就有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派。
1922年起，维尔托夫开始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工作，负责编辑《电影真理报》。《电影真理报》的名字来自列宁创办的《真理报》，这个系列一直持续到1925年，一共发行了23期，内容是新生苏维埃的平凡生活。
《电影真理报》风格新颖，融合了文献纪录片、新闻评论和动画等多种元素，颇受欢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电影线号》。
《电影线号》是为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而制作，影片分为三个部分：列宁的活动、列宁的逝世和继承列宁事业的人们。这部影片手法丰富，既有纪实影像，也有动画和移动字幕。
而它的史料价值更高，除了列宁生前的活动影像，战争留下的苦难场景，还有许多其他的历史人物影像，例如列宁葬礼上的斯大林、国际妇女运动之母克拉拉·蔡特金等等。这部纪录片如今也成为了专题纪录片的制作范本。
电影眼睛小组汇聚了来自苏联艺术界的先锋青年，他们发表激烈的宣言、新奇的作品，引发了业界的一场场论战。这个小组发表宣言往往以“三人会议”为署名，而这个“三人”就是维尔托夫、妻子斯维洛娃以及弟弟米哈伊尔·考夫曼。
维尔托夫有两个兄弟，老三鲍里斯·考夫曼很早就在法国和美国从事摄影工作，后来凭借电影《码头风云》获得了第27届奥斯卡最佳摄影（黑白）奖；
而老二米哈伊尔·考夫曼曾在内战期间担任红军司机和机械师，复员后成为了维尔托夫的助手。米哈伊尔·考夫曼的镜头语言大胆而具有实验性，某一些程度上说，他在摄影方面的成就其实是超过维尔托夫的。
新经济政策让苏联电影起死回生，也让一大批庸俗趣味、娱乐至上的电影卷土重来。此时的维尔托夫感到了“惶恐”和“不安”。
1922年12月，电影眼睛小组向广大苏维埃电影工作者发布了一则宣言《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
“我就是‘电影眼睛’，我创造一个‘新人’……我，一台机器，向你们展示一个只有我能看到的世界！”
崇拜未来主义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维尔托夫将这篇文章写成了散文诗，这种先锋艺术式的表达很难让人看懂，也导致了后人五花八门的解读。
根据《纪录片概论》，目前主流的说法是，维尔托夫的小组认为摄影机比肉眼更完美，因为它能站在“他者”视角，发现肉眼观察不到的细节；
但同时，他们也排斥一切虚构和模仿样式的艺术，认为舞台、布景、灯光、演员的表演以及故事片都应该被抹杀；
最后，他们都以为蒙太奇（剪辑）是与“电影眼睛”并行的存在，它不受制于摄影机，将会根据主题，依据节奏组成影片。当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维尔托夫也在不断撰写新的文章补充这些观点。
这则宣言于1923年6月被刊登在《列夫》杂志，马雅可夫斯基是杂志的编辑之一。
维尔托夫称马雅可夫斯基是诗歌中的电影眼睛派，马雅可夫斯基称维尔托夫是电影中的未来派，他们都赞同创作应该与时代同步，要从社会现实中挖掘素材，要创作新的语言。
不出所料，电影眼睛小组的这则宣言引起了业界的轩然，不仅在于理论中充满了对于虚构类艺术作品的诅咒和断言，还在于维尔托夫只是强调被拍摄素材的绝对真实（绝对不可以摆拍或是表演），却不排斥摄影机对这些真实素材的“歪曲”——比如寻找奇特的拍摄角度，制造出奇观，或者用倒放等形式呈现被拍摄的素材。
1924年，维尔托夫拍摄了影片《电影眼睛》，记录了苏联少先队的夏令营生活，而这部影片最具实验性质的就是其中的倒放部分：维尔托夫让时间倒流，让私人肉店中的一块肉，变成了一只活着的牛，走出屠宰场；让一个正在购买私人肉店牛肉的母亲，倒退回合作社。维尔托夫用电影眼睛重塑了时间和空间，意在倡导人们去买合作社的牛肉而不是私人摊位的牛肉。
电影眼睛小组的宣言后来成为了世界纪录片理论体系的重要一环，而时至今日，与它有关的“论战”依然在不断上演。
因为《电影线号》的巨大成功，维尔托夫获得了两个重要的委托项目：为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制作的《前进吧！苏维埃》和为国家贸易组织制作的宣传苏联出口贸易的《世界的六分之一》。
《世界的六分之一》是一部诗意纪录片，字幕与画面交替形成诗意的节奏，让人们联想起维尔托夫所崇拜的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但是这部纪录片委实晦涩难懂，实在没办法实现委托方想要达到的宣传目的。
也是从这部片子开始，年轻气盛的维尔托夫和工作室的主管产生了一系列不可调和的矛盾，再加上他拒绝根据当时的审查规定，在纪录片开拍前提交剧本（维尔托夫对剧本这东西厌恶至极），1927年1月初，维尔托夫被莫斯科的工作室解雇。
十月革命之前，乌克兰基本没形成自己的电影产业，而十月革命之后，它又被卷入了苏俄内战。
1919年，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了第一个主管电影事务的官方机构，不久后扩大改组为全乌克兰电影事业管理局。
起步阶段，乌克兰主要拍摄一些官方宣传类的纪录片，1922年才开始步入故事长片的生产。基辅便是乌克兰电影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
也是在1922年，乌克兰电影管理部门开始从俄罗斯聘请优秀人才，维尔托夫就是这里面之一。
聘请维尔托夫的是VUFKU（全乌克兰摄影电影事业管理局），总部设在基辅，由乌克兰崇尚未来主义的艺术家组成。维尔托夫在这里一共拍摄了三部作品，部部是经典，包括了《第十一年》《持摄影机的人》和《热情·顿巴斯交响曲》。
VUFKU总共存在了不到九年，却发行了超过140部的故事片，数百部的纪录片以及新闻片，被誉为乌克兰的好莱坞。
维尔托夫在此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第十一年》，于1928年上映，内容是关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工业化进程。
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向来对剧本嗤之以鼻的维尔托夫终于还是硬着头皮，按斯大林的要求提交了剧本。但这个所谓的剧本，估计也是一张随便的申请材料，毕竟这部节奏热情奔放，景观如万花筒般刺激感官的作品并没有实际的故事情节，维尔托夫在每一帧里都进行着大胆的实验。
《持摄影机的人》记录的是乌克兰敖德萨市一天中从早到晚的生活场景，由一个大的叙事线嵌套一个小的叙事线。
所谓的小叙事线就是城市生活的一天，人们从苏醒，到工作再到休息，展示的既是群众们一天的生活，也象征着社会的历史进程：从过去的蒙昧中苏醒，在现实中建设，在未来得到享受。
而大叙事线描述的则是一部电影的一生：《持摄影机的人》一开始，画面聚焦于一家电影院，人们陆陆续续入座，等待电影的开场；紧接着，镜头靠近电影院里的荧幕，画面切入荧幕中的内容——一边展示着城市中人们的生活，一边穿插摄影师拍片的画面；再然后，镜头聚焦剪辑台，剪辑师斯维洛娃正在剪辑摄影师在城市中拍摄的影片；最后，“电影”中的电影开场，电影院的观众们观看着由片中摄影师拍摄的影片，摄影机记录下了他们观看时的反应。
影片中，摄影师无处不在，也正好体现了本片的主题——持摄影机的人。而片中这位持摄影机的人，正是维尔托夫的二弟米哈伊尔·考夫曼。
《持摄影机的人》抛弃了摄影棚、演员、布景、剧本和字幕，用电影阐释电影，它调用了当时技术能支持的一切拍摄手段、特效和剪辑技巧。
摄影师趴在铁轨上拍，爬到高架桥上拍，乘着汽车跟拍，极尽所能地寻找陌生化的视角；
维尔托夫还利用剪辑，将普通的画面做成奇观——制作早期的定格动画，让摄影机自己动起来。
1929年，影片在苏联和欧美上映，褒贬不一，爱森斯坦认为维尔托夫陷入了“”。
不过，有人反对也就有人推崇，在《持摄影机的人》之后，与它类似的“城市交响曲”类型影片流行了起来，例如瓦尔特·鲁特曼拍摄的《柏林——大城市交响曲》。
在拍摄《第十一年》时，维尔托夫与二弟米哈伊尔·考夫曼的关系就变得十分紧张，而之后的《持摄影机的人》，也成了二人的最后一次合作。
1927年10月6日，电影《爵士歌王》在美国上映，这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第一部有声电影。苏联展开了大量关于有声电影的讨论，维尔托夫也发表了多篇与有声电影有关的文章，例如《从电影眼睛到无线电眼睛》。
1929年8月，苏维埃电影公司召开会议，认为电影转向有声是大势所趋。会后，苏联主要的五家电影企业成立一个专门的有声电影委员会，维尔托夫当时所在的VUFKU就是其中之一。
有声电影首先承担的是苏联五年计划中的宣传任务，纪录片依然一马当先，其中的代表作品就是维尔托夫的《热情·顿巴斯交响曲》。这部影片是在乌克兰东部的矿山和工厂拍摄的，展示的是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工业化成果。
在顿巴斯的一个多月里，维尔托夫使用的录音设备重达2808磅（约等于1273公斤），在基辅举行的一次试映会上，他笑称拍摄小组百分之八十的工作都是纯粹的体力劳动。
《热情·顿巴斯交响曲》是纪录电影史上第一次实地录音，维尔托夫强调这部影片并不是事后的配音，而是真正的有声电影，是同期录音。
为了体现真实的生活，他不加挑选地在片中呈现拍摄时存在的所有声音：人声、风声、机器的工业噪音、铁轨碾过的巨响……
1931年，影片在欧洲首次公开放映，卓别林从伦敦给维尔托夫寄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从来不知道这些机械声音可以被安排得如此美妙，我认为这是我所听到的最令人振奋的交响乐之一。”
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影片中的声音就是毫无意义的噪音。放映期间，维尔托夫回应：“对我们来说，这些声音也许是噪音，但对于顿巴斯地区的工人们而言，这里面的每个声音都是有意义的。”
1932年6月，维尔托夫加盟了曼兹拉伯电影工作室。1922年，俄国人莫伊塞·阿莱尼考夫和德国人威廉·芒曾伯格建立了这家传奇的电影公司。芒曾伯格是列宁的挚友，也是有籍可查的最早进入好莱坞的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荧幕出现了艺术化的革命领袖形象，最重要的当属列宁，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电影类型——列宁题材电影。
1925年的时候，维尔托夫就曾用史料素材剪辑形成以列宁为主题的专题政论片《电影线年，为纪念列宁逝世十周年，维尔托夫又再次创作了具有专题片性质的《列宁的三首歌》。
如片名，这部影片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首歌展现的是人类对于列宁伟大功绩的感激之情，蛮荒之地的妇女们将列宁奉为神明；第二首歌展现的是列宁的葬礼，并穿插他的革命功绩；第三首歌展现的是列宁去世后的那几年，苏联社会主义持续取得的建设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片中使用了大量妇女的镜头，她们将对列宁的怀念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赞颂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
1937年，维尔托夫与斯维洛娃联合执导了影片《摇篮曲》，这部影片是为了纪念十月革命二十周年而制作，影片主要呈现了苏联妇女三十年代的生活场景，斯大林接见妇女的场景以及西班牙内战中的女领袖伊巴露丽进行革命斗争的场景。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维尔托夫原本打算通过《摇篮曲》抨击过去历史中社会对妇女的剥削，可惜最初的策划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影片最终变成了一曲斯大林的赞歌。
冲往前线的主要是纪录电影工作者，大约有250名战地摄影师随军出征，拍摄了超过三百万米的胶片，五分之一的人在岗位上牺牲。
纳粹谋杀了维尔托夫的父母和居住在家乡白斯托克的所有亲人。考夫曼家的三兄弟曾试图通过电影的手段揭开这场惨剧背后的故事，但并没有成功。
维尔托夫绘制的《在第一线年，维尔托夫拍摄了影片《在第一线》，献给战争后方的劳动英雄。1944年，他又拍摄了影片《青春的誓言》，但并没获得广泛发行。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维尔托夫又向制片厂接连提出了五个不同的剧本想法，但都没有收到回音。
心死的维尔托夫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再也不拍电影，再也不发表宣言，而是退回剪辑台，成为了一名默默无闻的新闻片剪辑师。
和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人物一样，维尔托夫也存在着诸多争议。我们没办法判定他所提出的理论究竟是对是错，但至少后来的历史岁月可以证明，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未来纪录片发展史上两大重要流派的诞生——那就是“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以后有机会再讲），而那些他曾在《持摄影机的人》中所使用的极具先锋主义色彩的影像手法，也成为了当今电影中的常见手段。
7. 彭涛，《创作理念与实现方法——“直接电影”与“真实电影”比较研究》
8. 华明，《电影艺术自觉意识的里程碑——论维尔托夫 带电影摄影机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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